古城镇江的西面是南京，北面是扬州，我父亲刘景韶从上海音乐学院退休回镇江定居以后，经常有宁、扬两地的琴家、琴友前来看望父亲，交流琴艺。这种交流在文革结束以后尤其频繁起来，而梅曰强老师也在其中。
    1986年，南京艺术学院的程午加先生和我父亲共同发起组织了镇江梦溪琴社，在成立大会上首任社长刘景韶亲手将名誉理事的聘书递交到梅老师的手上，从此梅老师就与梦溪琴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琴社的杨积山同志有两个聪明伶俐的女儿，姐姐叫春薇，妹妹叫秋悦，两姐妹很早就跟着我和我父亲学琴，不到十岁已先后在省内及华东地区的民乐比赛中获得大奖，梅老师对两姐妹也是喜爱有加，欣然将二人收归门下。杨积山同志不幸英年早逝，我们都希望他留下的两个女儿能够更好地成材，以告慰老友在天之灵，之后的两年里，梅老师在两姐妹身上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并对她们抱有很高的期许。终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妹妹杨秋悦顺利地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而姐姐杨春薇也考取了中国音乐学院，深受吴文光先生的器重。如今两姐妹通过不断深造均已成为音乐学博士，而她们对于梅老师那近于父爱一般的感情也永远铭记于心。我的学生施宏家在江西九江，梅老师每次见到这个小老乡都感到很亲切，后来施宏也成了深受梅老师喜爱的弟子，他每年都要到扬州去向梅老师学琴，一去就是很多天，吃住都是在梅老师的家里。
    多年来不仅仅是琴社的学生们向梅老师学习了很多琴艺，就连我自己，在与梅老师的交往中也受益非浅。向他请教没有顾虑，他总会不厌其烦的解释给你听，一遍一遍的弹给你看，让你模彷，让你感受，让你进入意境。前些年我工作比较清闲，和梅老师的来往比较频繁，常常一起吃早茶、聊天、听琴听录音。记得有一次，梅老师住在我家，早晨醒来，他已坐在椅子上听录音，听的是我父亲五十年代弹的《樵歌》，仔细听完后梅老师很认真地说：“和我跟刘少椿学的谱子果然一样。”1997年前后，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打出《西麓堂琴统》中《江月白》的谱，完成后也首先弹给梅老师听，请他为我提出宝贵的意见。
    在生活中与梅老师的相处也是轻松而又有情趣，他那浓重的南京口音中充满了幽默，浸透了人生之悟。1990年夏，第一届中国古琴艺术国际交流会议在成都举行，我们二人在会前特意去游玩了九寨沟、青城山等风景区。这是我第一次和梅老师同行，一路上才知道他除了会洗手帕其他什麽都不会洗。好在我在农村插队了几年，就代办了洗衣任务。梅老师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每次总要谢了又谢。在成都，一有喝酒机会总要敬我一杯，满心欢喜的看我喝下去，那种情是澹澹的，我知道他的内心却是火热的，待人宽厚、平和尽在不言中。数天后我们到了成都，一路的旅途十分疲劳，但次日就要上台交流，他满不在乎地说：“管他呢，弹成什麽样就什麽样。”这种没有刻意准备的演奏倒确实是真实水平的流露，梅老师曾和我说过，这是他青壮年时上班前清晨坚持弹琴下了功夫的结果。
    2003年，梅老师在南京病重住院，我和琴友小姚从镇江去看他时，天气炎热，他正接受着积极的治疗，见我们到来，他很高兴。我们知道梅老师的病情，不宜多作交谈，陪了他二三个小时，匆匆告别。回来后，已经有了些心理准备，然而那天凌晨噩耗传来时，还是感到一阵酸楚袭来，再也睡不着觉。几年前在扬州何园为梅老师举办七十寿辰的情景曆曆在目，那时的梅老师还是那麽硬朗，却没有想到才过了短短的五年他就与世长辞了。他的后半生为学生们倾注了无数的心血，也消耗了自己的健康，直到去世前一年，他还告别了江南众多的弟子，去北京继续传播广陵琴韵，这样的境界实在是令人感佩。
    梅老师生前曾经开玩笑说，现在多收一个学生，死后多一只花圈。在追悼会上，看着会场四周密密麻麻摆放的花圈，心里感到万分的沉重，这些花圈，寄托了琴友和弟子们的哀思，也饱含着大家对梅老师的爱戴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