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曰强先生去世两年多了。尽管，与他交往的十余年间，彼此见面不会超过十次，但在我心里，他是一个永远值得敬重、也永远不应该忘记的人。
    1991年，在老学友萧兴华的力荐之下，音乐研究所请梅先生北上录音。20余天内，他录下广陵派传曲28首。我们请他来，是坚持查阜西、杨荫浏、李元庆等前辈自1950年代形成的传统：为当代琴家建立音响档案，不断增加中国音乐的典藏，履行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级学术研究机构的历史责任。梅先生也很看重这次录音，自以为这是他近五十年操琴生涯的总结，也是他对研习广陵琴韵数十年的一个历史交代。为此，他十分严肃、慎重地对待每一首琴曲的录音。当时，音乐研究所的食宿条件很差，梅先生则对之一律不予计较，每日不是弹琴，就是录音，完完全全地投入其中。我虽然琐务缠身，但多年养成的专业习惯，仍然让我隔三差五地跑到办公楼三层他的寝室或录音棚里听他演奏，并不止一次地向他为食宿之简陋表示歉意。他则总是宽慰我，说请他来留下一份录音档案就是他一生的荣耀。言表之间，我感到他说的是真心话。临行前，他送我一幅录音期间专为我画的山水。不善言辞的他，将自己对友人一腔情谊，全都泼撒在笔墨之中。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就以琴为缘，极自然地开始了。
    此后，我们又多次相逢，如1994年的“国际名琴名曲鉴赏会”以及某些大大小小的“雅集”表演活动。那种场合中，大家身份不同，他操缦古琴，我听赏琴乐，但最重要的，我们已是故人，一种无言而有“声”的特定“语境”，维系着那不见面也照样深厚的琴缘。
    最难忘的是他2002年9月来京借居北京丝竹园7号楼这件事。从他的话语中，我知道他想常住京城，在这里继续与琴为伴，并给后辈授业解惑。我相信这是他思虑很久后做出的对于他个人而言的“重大决定”。对于一个虽年逾古稀，但终生以琴乐为乐、并以生命相托于古琴的人来说，对于一个数十年来致力于延续广陵派生命但同时又不断吸纳金陵、浙、川诸派之优的当代优秀琴家来说，选择北京拓展事业，也许是最有眼力的决定。我们为他的这个决定而高兴不已，他的情绪也十分振奋。小小的借宿屋中，经常充满了温馨欢悦之气。他那一向庄静慈祥的脸上，也不时露出丝丝微笑。特别是知道斫琴家王鹏拜先生为师后，我想，这一次我们不光是朋友，还是邻居，我是不是也拜在他门下，成为他的一个老学生呢？也许这是一时冲动，但我感到，我们的交往一定会因此更加深笃。
    谁知不久之后（大概是翌年六七月吧），他说要赶回南京办些私事。也许是有某种预感，也许是情之所至，行前，我请他吃了一顿便餐。记得那次有好几位熟人，陶艺、王鹏等皆在座。事后，每想起这顿便餐，我总有些忐忑。我是为他来京接风呢？还是为他行色匆匆的南下饯行呢？谁也说不清楚！万分不幸的是，他回南京后便一病不起，并查出恶疾。一个多月后，即与世长辞。北京临行前的那次欢聚，竟成永诀。
    对于梅先生，我有两句话要说。
    一句是，古云：士无故不撤琴瑟。这大概是确实的。从先秦到20世纪，琴确实是文人知识分子的精神伴物，更是他们身份的一个代表。但也有例外。比如梅先生，他当过码头搬运工、船工，也长期做工会的统计和美工。不算是一个典型的、标准的知识分子。但他一生都忠诚于琴乐，其身上的琴人气质，未必比典型的标准的知识分子少或低多少。相反，我们日常惯见的“文人相轻”“急功近利”习气，在他身上倒少了许多。
    第二句是，嵇康《琴赋》所云：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我反复玩味这句话，以为它好似千年以前这位琴学远祖为后人立下的“箴言”。然而，列代以来，到底有多少琴人真正身体力行，遵从师训，如琴在众器之中之美名那样，修成琴、德两优的大家呢？恕我孤见寡闻，一下说不出很多人来。但我可以冒昧地说：梅先生就是一位达到这一境界的现代琴人。不知为什么，每次念到这句千古名言，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觉得此言放在他身上最合适。尽管上苍没有给他文人雅士这一先天的出身，但他却具备了一个琴家应该有的高洁操守。
    值此梅曰强先生演奏专辑正式出版之际，写下这篇小文，以表达我对这位相识虽晚但却情厚谊深的琴界真人的无尽怀念！广陵琴派因他的去世而失去一代宗师，但他多年来教授的一百多位弟子肯定会承接其志，一则以蹈常袭故，一则以贯通融会，使广陵琴韵在新世纪再显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张力！
    2006年4月9日于德外丝竹园思仁斋